【第一章:導論】

劉宏恩,台大法律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次大戰後,科際整合及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已是一股明顯的趨勢,
近十幾年來更是快速。研究人類心智的複雜性科學(science of complexity)或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甚至有可能化解科學與哲學(至少在心物論方面)的分野(註一)。
影響所及,在法律研究的領域也出現了若干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所做的研究,其中較為國
內法學界所熟悉者如R. A. Posner所倡導之「法律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這或許是因為此一課題亦受到經濟學家的關心(註二)。相反的,從心理學的角度
或方法來做法律研究則令台灣的法律人感到十分陌生,比較可能聯想到的,至多是犯罪心
理學、或者刑事責任能力(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的問題;國內學者雖著有「審判心理學
」一書(註三),但內容僅限於刑事司法的技術應用層次,而且是以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
主,對當代心理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最新成果與進步,著墨較少。本論文作者忝為台灣第一
位心理系、法律系雙學位畢業生,而後又有幸在台大法律研究所就讀,深感有義務向法律
人介紹此一在美國發展漸趨興盛的科際整合領域——心理學與法律研究(psychology and
law research)(註四)。

倘若我們將法律理解為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手段,其目的是希望藉以規整成
員行為、維持社會秩序,那麼心理學既然屬於一門以研究「人類行為及認知」為目的的學
科,則法律的制定、理解和評估修訂自然應考量心理學上的理論或實證研究成果,才能使
法律不致與社會中的「人」脫節、成為閉門造車的產物,並使法律確實發揮預設的效用。
但十分遺憾,這樣的觀點卻幾乎是現今法學教育或法院實務、法學研究中所完全欠缺;傳
統的法院實務或法學研究往往囿限於法律「條文」本身的詮釋,或是汲汲於引進外國法律
制度,但是卻忽略現實上去適用法律制度的「人」,其需求的差異性與現實狀況。而法院
實務上,亦充斥著多不勝數的判決,法官對於社會一般人的行為模式與認知,完全只是建
基於個人的直覺常識上,許多名詞像是「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念」在幾十年來的判
決文中使用頻繁,大部分卻未經任何事實上的調查,幾乎等於只是法官閉門造車、自己想
當然耳下的產物(註五)。如此,不但對於法院判決的公信力與正確性大有損傷,另一方
面,對於人民的權利亦將難以確保。

基於以上的認識,從七○年代以降,英、美法學界與心理學界間的合作日益頻繁,心理學
與法律研究的連結,已日益開闊。除了早期便已開始的犯罪心理學、刑事責任能力鑑定,
以及證據檢驗(特別是目擊證人的證詞)外,有從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的角度研究個人形成法律意識(law consciousness)或法律性的社會化(legal 
socialization)歷程者;有從個人危險預測與選擇決策模式(decision-making)研究行政
管制者;有從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成果研究司法程序(legal procedure),如
判例運用、陪審團決定形成、訴訟外紛爭解決途徑...者;甚至還有從心理學理論或方法
研究憲法、侵權行為(tort law)、稅法的學者。總之,在法律的各個主要領域,英、美
(尤其是美國)目前幾乎都已有心理學家或獨自、或與法律學者合作嘗試進行研究。

台灣的法律人之所以很難想像要如何以心理學的理論或方法來從事法律研究,除了肇因於
對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不熟悉外,與其傳統所受、以實定法本身為研究對象
的訓練模式,亦有密切相關。本章稍後亦將以部分篇幅檢討傳統法律研究方法及法學教育
訓練模式的問題。或許,正由於法律人與行為科學研究者在學習訓練過程上截然不同的性
向與文化,所以格外需要有人扮演中間的橋樑,向國內法學界及法院實務介紹心理學的基
本研究方法,及其於法律研究或實務運作上可能的應用,並進一步認識英美學界及實務界
的新近發展動態,期使亟待合作的兩個領域,能夠稍稍拉近。另一方面,本論文也將嘗試
以各級法院之判決為資料,粗淺分析我國司法實務於處理特定問題上之若干偏見與態度。
畢竟,實務見解才是在具體案例上影響當事人權益的直接因素。針對法院具體判決加以檢
討評析,不僅具有法學研究上之價值,更具備監督司法、防止司法者恣意之功能與意義。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心理學與法律研究」之界定

第一項 心理學概說

一、「當代心理學」之意義

在進入「心理學與法律研究」之前,我們首先討論何謂「心理學」。從發展史上來看,心
理學在哲學、生物學及生理學上都有重要的淵源,一直到十八世紀,心理學才逐漸成為一
門獨立的學科。早期的心理學家對於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及方法,常有爭論,而這些爭論對
心理學的發展和當代心理學的定義,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們以下便先介紹此等爭論,
以做為進一步討論心理學及「心理學與法律研究」的背景。

1879年建立第一個心理學研究室的德國心理學家W. Wundt及其他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
(註六)學者認為:心理學應將焦點集中在對於意識經驗的探討,藉由分析來找出它的基本
成份。 1890年出版「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對近代心理學影響極大
的美國心理學家W. James及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註七)學者則認為:心理學應研究
變化不停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瞭解它如何使我們適應及生存於此複雜的
世界。當代心理學主流之一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ism)(註八)的創始人J. B. Watson則
主張:心理學只該注意表現在外、可以觀察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才有可能以科學方法加以
測量;思考、意像、情緒及動機這些內在進行的部分,在此派觀點之下並無立足之地。這三
個早期的觀點中,日後很明顯地是以Watson的主張最佔優勢,這使得心理學被視為行為科學
長達六十年之久。而絕大部分寫成於1970年代前的心理學教科書,也的確都是以「行為科學
」做為心理學的定義。(註九)

然而,近年來心理學的發展除了對行為的生理基礎有更多的注意外,心理學界受到所謂「
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的影響很大,對思考、記憶、決策和預期等內在歷程
的興趣也正大量地增加,而這些在過去並不被Watson及行為主義學者認為屬於科學研究範
圍之內。造成這個轉變的原因很複雜,但最重要的是源於心理學家逐漸體認到的兩項事實:
(1)外在行為受到思考及心智運作強而有力的塑造;(2)吾人並非僅是單純地對周遭世界做
出反應,而是有主動地搜尋訊息、並且加以複雜地處理的過程。認識到這些事實,便再無
理由將心理學的研究局限於外在、可觀察的行為上。「心智運作過程影響到我們表現出的
行為」、「行為表現本身為心智運作提供了線索」,二者密切相關。心理學研究若忽略了
心智或認知層面,它所得到的圖像將會是不完整的。(註一○)

目前,當代心理學家之間已有普遍共識:當我們稱心理學為行為科學時,此處的行為乃包
括認知歷程在內。而為了使認知歷程在心理學領域有更明確的角色,許多心理學家重新定
義心理學為「研究人類行為及認知歷程的科學」。心理學所關心的事物,包含人類的思想
、行為和感受等一切(註一一)。這是當代心理學在1990年代後的內容、也是本論文對於
「心理學」所採行的定義。

於此必須指出的是:在台灣,心理學的一端藏於門牆之內,凡夫俗子往往緣慳一面;而心
理學的另外一端卻在大眾傳播媒體中,把普通常識略加包裝後出現,未必給予大眾太多真
正的幫助。未真正接觸當代心理學的大多數人,將心理學等同於佛洛依德、潛意識,或人
際交往的諸種奇技淫巧。本論文並非完全否認它們屬於心理學,但當代心理學的發展,早
已使前述許多理論或說法在今日顯得粗糙而有待進一步檢驗。而現今心理學教育的主要內
容中,也已經沒有把它們放在重要的地位。以台大心理學系的課程安排為例,一個心理系
學生目前光是方法學的課程(統計學、心理實驗法、心理測驗學~皆以數理為基礎)就必
須修習大約二十學分,而關於佛洛依德等較早期的理論與思想,則只是散見在若干課程的
章節內講授,並沒有特別開立專門課程。而且,此等早期理論與法學間之關係,國內前兩
年已有研究論文發表。因此,本論文所稱之「心理學取向」,將明確限於當代心理學的科
學研究方法及理論,而「心理學與法律研究」的研究則以英、美(尤其是美國)1970年代
之後的發展為主(註一三)。此涉及本論文研究範圍及對象的界定,謹此敘明。

二、當代心理學之研究方法

誠如前文所言,一般常識雖然有時是個有幫助的起點,但由於其時常模糊不清、甚至相互
矛盾,使它不足以做為科學知識體系的穩固磐石。基於此一認識,心理學家很早便轉向尋
求有系統的研究途徑。當代心理學的常用研究方法主要有:(1)觀察法;(2)調查法;(3)
測驗法;(4)相關法;(5)實驗法。以下由簡單到複雜,逐一加以介紹。

(一)觀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d)

簡言之,觀察法是指:研究者在不介入影響受試者行為表現的前提下,記錄被觀察者所發
生的特定行為事件。就是否預先設置情境,還可進一步區分為控制觀察法(controlled 
observation)及自然觀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註一四)

(二)調查法(survey method)

調查法是指:以某一(或某些)問題為範圍,要求被調查者回答他個人的想法或做法。此
法是藉由累積許多個人的資料,以分析推測團體(group)的心理趨向,所研究的是被調查
者的「資料事實」(informational facts)---如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經濟狀況
等等,與「心理事實」(psychological facts)---如意見、態度、信念等等,兩變項間的
關係。常見的問卷或民意調查便屬之。但在進行調查法研究時,從母群(population)抽取
受調查的樣本(sample)必須具備代表性,一般係依隨機的方法取樣。針對不具代表性的樣
本調查,並無學術上的意義。(註一五)

(三)測驗法(心理測驗法,test method)

科學心理學的特徵之一,是對個體行為從事量化的精密研究,心理測驗就是將個人行為量
化的重要工具。個體行為的差異主要可歸納為「能力上的差異」與「人格上的差異」兩大
類,測量前者的心理測驗為能力測驗(ability test),測量後者的則為人格測驗
(personality test)。心理測驗的特徵是必須經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亦即
測驗的編製、使用、實施、計分和解釋都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與原則,必須具備常模(norm)
、信度(reliability)及效度(validity)。「常模」乃是使用測驗者解釋測驗結果(分數)
的依據,測驗結果必須與常模做比較,才顯得出它所能代表的意義。「信度」及「效度」
都以一定的係數(coefficient)表示。「信度」愈高,表示測驗結果愈可靠,反覆施測將
可得類似結果;「效度」愈高,表示測驗結果愈能代表所欲測量行為的真正特徵(註一六)
。心理學家可以直接使用測驗來研究個別差異或分析各行為變項間的關係。例如以人格測
驗得出受測驗法官的F表(F-scale)分數(測驗其權威人格傾向),然後分析其與量刑輕重
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權威人格特質較高的法官,確有判較重刑的傾向。(註一
七)

(四)相關法(correlational method)

相關法並不主動操弄自變項以研究其與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相關法的研究設計乃是被動
地觀察或計算數個變項(彼此往往同屬依變項)間的關係。它想問的是:當A變項得分高
時,B是否也得分高(正相關),或者反而低(負相關)?或根本無關(沒有相關)?相
關的程度是以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表示,較複雜的研究必須以統計學方
法,如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計算之(註一八)。

在此舉一個明確的實例以幫助讀者瞭解。最近市面上常見到「陰離子空氣清淨器」此一電
器產品的廣告,廣告詞說:陰離子對人類有很大的益處,可以提高思考效率和改善心情等
等。許多人不知道應不應該相信這種廣告,因為缺乏足夠的科學證據,消費者唯有依賴自
己的常識、廣告內容和其他非科學的資訊,來判斷是否要購買及使用這類產品。假設有消
費者購買使用之後,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思考效率提高或心情變好,於是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提出檢舉,而公平交易委員會欲判斷該廣告是否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虛偽不實廣告之
情形,恐怕不是坐在辦公室裡,依據開會所討論出來的「社會一般觀念」,或幾個委員自
己拿來試用一下、看思考法律問題的效率有沒有變好,就可以做出處分決定的。而科學心
理學研究上的相關法,在這例子上可能會有潛在價值存在。

研究者可以到不同的辦公室或工廠,用特殊的儀器測量其所含陰離子濃度,同時還要搜集
員工工作表現或每日出貨、錯誤頻率等生產資料。接著,研究者針對兩組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statistical analysis),以決定兩者是否有相關性。相關程度可以用-1.00到+1.00之
間的數字來表示,統計所得出的係數離0.00愈遠,就表示變項間的的相關度愈高。比方說,
如果研究者得到陰離子濃度與某些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為+.80,那麼他至少可以暫時下如
此的結論:陰離子濃度愈高,某些工作表現也愈好,由工作場所的陰離子濃度似乎可以推
測此等工作表現。但如果他得到的相關度是-.80,他也可以說由陰離子濃度可以推測工作
表現,不過,陰離子濃度愈高,工作表現反而愈差。在此必須注意:相關法只能告訴我們
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無法斷定何者為「因」、何者為「果」;相關法雖能得知一個變
項是否伴隨著另一變項改變,但無法保證其間具有某一因素的改變可「引發」另一因素改
變的因果關係。(註一九)

(五)實驗法(experimental method)

心理學當初之所以從哲學中脫出,就是因為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以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為目的。在各種研究方法中,心理學家對實驗法特別有信心,到了現代,許多心理學家更
是有認為非用實驗法不足以顯示心理學是科學的想法。我們可以說:在社會科學、行為科
學的領域中,實驗法是現代心理學家的專長。心理學所用的實驗方法,有時甚至比其他自
然科學還要繁複精緻,因為人類心智活動的多樣性與難以操控,迫使心理學家必須不斷修
改創新原本以較易操控之物或能量為對象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註二○)。本章以下首先
舉出一心理學實驗做例子,然後說明心理學實驗的基本組成與設計。

1972年,Guzy & Axelrod設計了一項實驗,要求受試者報告從耳機中所聽到的滴答聲數。
實驗者所操弄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有三:每一嘗試(trial)出現的滴答聲數
(八種水準:2, 3, 4, 5, 6, 8, 10, 20次);每秒鐘滴答聲呈現的速率(四種水準:每
秒2, 4, 6, 8次);單耳出現或雙耳出現(二種水準)~亦即滴答聲有時會全由單耳
(monotic)傳入,有時由雙耳(dichotic)輪流傳入。每個變項的各個水準都與其他變項的
各個水準相組合,這樣就產生了64種(8×4×2)獨特的實驗情況。且在每一情況下,受試
者要做出十次嘗試,所以每一受試者共要做640次嘗試。實驗結果發現:當滴答聲出現的
速率慢時,無論是單耳或雙耳交替聽,受試者的計數相當正確;然而當速率增加、每一嘗
試中滴答聲出現的總數也增加時,所報告的滴答聲數會比實際出現的數目少,不過在單耳
收聽情況誤差會比雙耳互聽時來得小(註二一)。其結果如《圖一》所示(該圖只顯示速
率是每秒鐘 8次時的結果)。

									
《圖一》受試者報告的滴答聲數作為滴答聲呈現總數(速度為每秒    
        鐘8次)的函數,以單耳或雙耳方式呈現(註二二)


實驗的基本組成要素如下:

1.背景思考(background thinking):亦即實驗所探求之問題及理論依據(假設)。本實
驗是針對「注意力」(attention)的研究;信號交替呈現在不同耳的連續過程中,受試者
的注意力必須不斷地從一耳轉移(shifting)到另一耳以計算信號數目。Guzy & Axelrod認
為注意力的轉移有如運動反應(motor response),是會產生疲勞現象的;倘若此一假設合
理,則轉移的次數愈多,疲勞的程度愈大,則誤差也將愈大。

2.基本的實驗設計:可分為(1)獨立組設計(independent-groups design)~每一組受試者
接受一種處理,不同組處理亦不同;(2)受試者內設計(within-subjects design)~每個
受試者都接受實驗中每一種處理;(3)自然分組設計(natural-groups design)~受試者是
依據自然上的特徵(如:明眼或盲眼)來分組,接受同一種處理;(4)混合設計(mixed 
design)~在實驗中操弄二個以上的自變項時,可能會其中一個變項採獨立組設計,另一
變項則採受試者內設計來測量。在本實驗中,所採取的是以上第二種之受試者內設計。

3.自變項與依變項:自變項是實驗者操弄的變項,依變項是欲測量的變項。本實驗的自變
項有三,且分別有若干不同的水準(level),前文已述;本實驗的依變項則是受試者報告
的計數。

4.資料的化約(data reduction)與分析:通常包括統計分析。

5.解釋:即討論實驗結果是否符合其假設,能支持、修正或推翻某一理論。本實驗結果符
合Guzy & Axelrod的假設。(註二三)

第二項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發展之梗概

一、1960年代前之發展

心理學與法學間的聯繫,起初是從心理學家與法律人間的交流開始。1906年,佛洛依德受
邀對一群法官演講,力陳心理學對他們的實用性(註二四)。1908年,哈佛大學教授H.
Munsterberg指出證人的知覺(perception)、記憶(memory)等心理歷程將會影響到證詞的
完整與可信度,即使證人無意欺騙,但自然的心理歷程依照一定規律必定會造成這種結果,
與其同時之W. Stern及C. M. Whipple所做的實驗研究也先後證實了這一點(註二五)。
其後的法律與心理學整合研究十分零星,一些對於法律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屬人類學或社會
學的,與O. W. Holmes「法律的生命從不是邏輯,而是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的見解有很深的淵源,例如R. Pound的社會法
學、F. Bentel與Cowan的實驗法學(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J. Frank與K. N.
Llewellyn的法律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註二六)。1960年代之前的「心理學與法律
研究」研究並沒有太大開展,甚至略呈停滯的局面。其中較為大家津津樂道的心理學家與
法律人的合作,是在1954年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心理學家Clark所設計
的實驗發現「黑白種族學童分別在不同學校就讀,將會加深種族間的區分與黑人學童的不
能自我認同」,此一證據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採納,因此判決「隔離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法令為違憲(註二七)。

二、近二十年來之勃興

自1960年代晚期開始,法律與心理學整合研究的數量與範圍明顯增加。誠如前文所言,有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個人形成法律意識或法律性的社會化歷程者;有從個人危險預測
與選擇決策模式研究行政管制者;有從社會心理學成果研究司法程序,如判例運用、陪審
團決定形成、訴訟外紛爭解決途徑...者;甚至還有從心理學理論或方法研究憲法、侵權
行為、稅法的學者。要明確指出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一股整合的新趨勢,恐怕並不容易;
不過學者大致同意,與社會治安的惡化、暴力犯罪的激增,致使一般民眾與輿論批評法律
失靈、急覓對策的壓力有關(註二八)。本論文懷疑:大約在同時發展至巔峰、影響層面
極深且廣的心理學行為主義學派亦是原因之一(註二九),蓋行為主義所提出之改變人類
行為的方法明白、科學、有效率,似乎很能解決當時所面臨的問題。

1968年,美國心理學與法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APLS)成立,宣示
以促進心理學與法學之交流並整合研究為宗旨。1974年、1975年,美國學界接連舉辦三場
以心理學與法學整合研究為專題的大型學術研討會。1976年,明尼蘇達大學教授J. L. 
Tapp在心理學年刊(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發表論文,整理歷年來的所有相關
研究加以評析、並展望未來發展,正式宣告一個將長期持續研究的新學術領域的誕生。
(註三○)

第三節 心理學方法引入法律研究之必要性

第一項 傳統法律研究方法之問題

1983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D. Bok發表「法律實務與教育的缺陷」一文,痛陳美國法學界
對於法律體系的許多基本建制原理「無知」、「誤解」,而且令人驚異地未曾做多少努力
去從其他社會科學中獲取;在法律界面臨許多無法解決問題的危機時,卻依然忽視其他學
科領域中所發展出來的精緻研究方法,對於研究法律執行效果及法律對人類行為影響的可
能貢獻。Bok指出:法律學者不能坐著期待他人提供研究成果,如果希望相關問題能獲得
解答,就必須親身投入參與,或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共同合作(註三一)。

法律人的專業訓練偏重於實定法的法條分析、判例解析、邏輯推演、法條適用等一些反覆
的技術訓練,這點早在半個世紀前便已開始遭受嚴厲的批判。美國著名的大法官O. W. 
Holmes指出:「法律人的訓練,是邏輯的訓練。類推、辨別、演繹等方法,都是法律人拿
手的絕活。司法判決所使用的語言,主要都是邏輯用語。誠然,邏輯的方法與形式,可滿
足人們心中對於確定性及安定的渴望,但這種確定性可能是一種幻覺,而所謂安定也並非
現實的人類命運」。國內有學者嘲諷道:「我們法學界像是『中文系法律文義組』」,甚
至還有論者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法律人的精力時間,至今還是停留浪費在此等「相當低
程度的智力活動」上(註三四)。

美國愛荷華大學法學院教授M. J. Saks前幾年曾提出他對法學訓練模式的觀察。他發現:
法律人所重視的,是透過發表意見與互相辯論的方式來檢驗或操弄一些概念。案例事實或
許會在討論的開始提出,但很快地就被拿來檢驗假說(hypotheticals):學習者被要求去
「設想」一些例子,來檢驗或測試某一學說是否能成立及有何界限,接著提出另一學說來
加以解釋。學說(doctrine)永遠是主體,事實(facts)總是居於陪襯的地位。而且法律人
十分重視經典、權威的文章,學者H. Kalven甚至戲稱「法律人的學術辯論,常是建立在
眾多『引註』的熱烈交換上」(註三五)。換言之,所謂「科學」的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研究,其實只是將研究對象局限在實定法的範圍而已,其方法在本質上仍是
哲學式的。與其他社會科學,無論是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的最新發展相較,十分「獨
樹一幟」。

前述美國學者所評述的現象,在我國應是更為明顯。台灣法學及實務界重概念、輕事實的
態度,我們從司法院公佈的最高法院判例只有抽象性的要旨,卻不具可供判斷案情類似性
的事實,應可明顯看出。我國法官於具體案件上援用判例時,幾乎將之視為抽象的一般規
定,許多判決甚至直接引判例代替理由之論斷,完全將判例視同法規加以適用。然而,判
例與事實兩者不可分割,在英美法系固如此,在大陸法系亦無不同,而歐美日各國之判例
彙編,皆將整個具體案例之事實摘入。事實上,世間顯有兩個案例完全相同,其人、時、
事、地、空間或法律狀況(包括犯罪情狀)皆會多少有所不同,僅能稱「類似」,而非「
完全相同」,故援用判例時,苟將「事實」置而不顧,又何能援用?法官就具體案件援用
判例時,應依「類推適用」的方法予以操作,須判斷被援引之判例事實與系爭案件事實是
否具有類似性或有無類似關係存在;事實不具有類似關係或另有不同要素的判例不能做為
推論之依據。申言之,倘甲判例乃因A事實所做成,必須今系爭乙案事實與A事實相類似,
亦即兩案事實之重要要素相同,始能得出乙案得援用甲判例之結論;判例之援用必須經乙
案事實與A事實類似此一命題為之媒介,始克完成援用判例之任務。捨去事實,判例究竟
如何援用?此無怪乎實務對於同一判例之援用,其適用之情狀與結果卻常大相逕庭,判例
徒成為法官殆於審酌具體事實、放棄追求個案正義之最佳工具。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章,
將舉甚多實務判決加以解析。(註三六)

實定法既然做為規範社會生活事實、規整社會成員行為的社會控制手段,以研究其為職志
之法學家,若不重視調查法律的社會實際需要、效果及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反而多在抽象
的法條上打轉,似乎是有些奇怪的。誠如德國學者W. Sauer所說:法律,為社會的事實、
法律規範及社會倫理的價值理念(如正義、公益)三者所組成之立體的存在,故法學的判
斷須經過「心理學的、社會學的事實之研究」、「法律的價值判斷」與「基於法律之價值
理念之判斷」三段過程,始能把握住法律其三層立法的存在構造,並做出正確之法學的判
斷(註三七)。心理學的、社會學的事實之研究,應係法學的認識與法學的判斷之準備工
作。對法律人來說,「心理學的、社會學的事實之研究」、「法律的價值判斷」與「基於
法律之價值理念之判斷」三者應是同等重要的。法律必須用於現實的社會,才能實現其所
欲達到的立法目的;若是只著重「法律的價值判斷」與「基於法律之價值理念之判斷」,
而忽略了對社會事實的認識與瞭解,那法律的操作就不可能真正的落實、甚至可能造成無
法想像的後果(註三八)。事實上,許多法學家並不反對上述看法,也未必排斥以因果關
係的科學方法來研究與法律有關的現象(如人類行為),但是其主張:「那不是我們法律
學者的事」。分析法學及純粹法學的代表人物J. Austin與H. Kelsen的著作都很清楚地表
達此一觀點,他們都主張以實定法做為唯一的研究對象,而法律研究是在客觀地說明規範
之間的邏輯關係(註三九)。法律實證主義的觀點似乎相當程度地反應在法學教育的訓練
模式上。然而問題是:最瞭解實定法內容、性質及意義的法律學者不進場,單靠其他學科
領域的研究者要如何去設計法律相關現象的實證研究呢?

或許問題也是出在法律人與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研究者有截然不同的性向與文
化。Melton等人的研究指出:法學院學生很多是典型的「聰明,但卻討厭數學或在數理方
面沒有特別表現」。此一情形在我國應是更為普遍。畢竟,美國法學院學生在大學時往往
主修不同領域,其中不乏自然科學背景者;我國則是早在高二便已分組,社會組與自然組
的課程壁壘分明。然而現代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大都採用十分精緻複雜的數理統計做為工
具,法律人對其往往是敬而遠之,寧可退回自己的概念世界慢慢研究(註四一)。相對的
,行為科學家亦常被法律的生硬術語及艱澀難懂的條文所嚇退,不知要如何操作法律因素
做為研究中的自變項,以測量觀察人類行為此一依變項。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此一新興學科的形成,就是希望能扮演此一溝通、整合的角色,藉
由法律學者與心理學者間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大量充斥於立法、司法或法學思考上,多
不勝數的未經檢驗之預設(assumption)。法院的事實認定、形成判決內容的邏輯上前提假
設,以及其他立法、司法或法學上的預設,只要涉及人類行為或心智活動,行為科學上幾
乎都已有相當豐碩的方法與研究成果可資運用、加以檢證。這也就是「心理學與法律研究
」此一領域主要的價值所在。


第二項 心理學方法引入之必要性及實例:法律政策之觀點

傳統法律思考是以「法規導向」(rule-oriented)為認知核心,其認為法律的運轉就是在
法律邏輯的一貫性下,尋求特定的法律規範適用既存的法律事實,並相應導引出法律效果
。然而,在這種思考模式之外,本論文認為還應加入一些「政策導向」(policy-oriented)
的思考面向,除了法規範的邏輯推論之外,並要求檢視邏輯推論的環境,以及法律適用的
社會後果(註四二)。畢竟,法律的制定有其預設的目的想要達成,立法手段是否能達成
原先所設目的之法律政策評估,是社會現實的問題,無法建基於對白紙黑字的條文的演繹
推論上。

不幸,立法者及法律人對法政策的評估或條文修正意見,常常是建基於直覺、個人經驗與
學識,或不充分的資料上。立法及判決中包含許多對人類行為或社會生活模式的假設與預
測,但它們大多是以常識或邏輯推演為依據。法學的領域裡,甲說、乙說、丙說...的五
花八門一向爭執不斷,這其中固然有許多是屬於價值取捨的歧異,但也有許多是未曾真正
以合乎科學的方法探究事實的清談漫語。法學教育未曾給過法律人多少如何去認定「事實
」的訓練~這或許是因為法律學者認為那是「別人的工作」;但在法院實務或提供立修法
意見上,法律人卻往往沒有先找「別人」,而是各顯神通、逕自認定所以為的「事實」,
做出應如何處理的價值判斷。本論文在此要強調:吾人並不是持「唯科學主義」
(scientism)(註四三)的立場,而是認為:許多問題明明屬於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適當的功用與範疇,但卻沒有使用經驗實證的方法作研究(註四四)。針對此現
象,本論文第二章至第四章將分別選取憲法、民事法、刑事法中的單一主題深入檢討;此
處,則先簡單舉若干美國「心理學與法律研究」實例,來幫助讀者瞭解問題點何在。

一、關於刑事責任能力之精神錯亂辯護(the insanity defense)

在1982年以前,美國法律研究院(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訂定之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中關於精神錯亂者得無罪的標準,已為大多數州所採納適用,而且未引發太
多爭議。但在1982年Hinckley刺殺雷根總統、最後卻因精神錯亂的理由被宣告無罪,頓時
舉國嘩然,各州都有議員或法律學者主張前述標準太過寬鬆、應予變革。法律心理學家
Pasewark & Pasewark在同年依調查法研究懷俄明州議員對於因精神錯亂而被宣告無罪的
嫌犯人數與成功頻率的估計。結果發現:州議員所估計的因此無罪的嫌犯人數,平均高達
實際上的44倍;所估計的精神錯亂辯護成功頻率,更高達實際上的3000倍。立法者對問題
的性質及程度憑直覺而欠缺真實的認識,其決策考量受到了單一突發事件的誤導,以致忽
視其他層面的重要考慮。正與認知心理學上認知自發(cognitive heuristics)的理論相符
(註四五)。

二、關於侵權責任擴大危機(the liability crisis)之調整

1986年美國司法部的侵權責任政策工作小組(the Tort Policy Working Group)發表報告
指出:「責任保險在市場上的可得性與充分性已有戲劇化的改變。即使在可買得保險的情
形,保險費在過去一、兩年間上漲個數百倍是十分平常的事。本工作小組特別因侵權行為
訴訟在過去十年間之件數與平均所獲賠償的嚇人成長感到震驚」(註四六)。其後若干年
,許多州都通過法律以限制當事人提起侵權訴訟的適格。

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所有立法者與法學者都同意:侵權訴訟及賠償的數量有驚人的成長。
心理學家嘗試從方法學(特別是統計學)的角度檢驗這個命題,結果發現了三大問題。首
先,上述結論是建立在軼聞(anecdotes)等不可靠的消息上;第二,即使有數據也是未經
調整的原始累計資料(unadjusted aggregate data);第三,其因果關係的推論並未經過
實際驗證。

前述侵權責任的調整緊縮政策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以往的侵權訴訟及賠償中,存有過多
被錯誤肯定(false positives)的情形,亦即其原本不應勝訴或不應獲得那麼多賠償,結
果卻獲得。但是心理學家發現:侵權訴訟以醫療過失傷害案件佔最大宗,而針對醫療過失
傷害案件的統計分析,卻指出被錯誤否定(false negative)~即應獲得賠償卻未獲得的情
形~佔絕對多數。每一百萬名病人中,約有8000位會受到醫療過失的傷害,但其中只有
800位會尋求賠償(通常利用訴訟),而其中又只有320人能真正得到若干賠償。換言之,
90%以上的醫療過失受害人未曾被納入保險公司的考慮,而且96%以上的受害人未曾從保險
公司領到分文。而此等事實未曾出現在前述報告的思考過程中(註四七)。

又:表面上數字的增加並不能據而論斷有何意義,除非拿它跟一些有意義的標準做比較,
而且必須先消除其他因素介入的影響。例如人口數量的增加,特別是人口統計學上老年人
比例的增加,都會增加侵權訴訟的數量(老年人較易發生傷害);而不同時代的產品,其
安全性平均水準的差異亦應納入考慮;賠償金額也必須經過通貨膨脹及所得指數的調整。
這些調整在前述報告中全部付之闕如(註四八)。

三、關於判決指引(sentencing guidelines)之編製

法官的量刑行為總是受到相當大的矚目,尤其令人關心的是:法官有時會針對情節、犯行
及被告以往記錄都類似的案件,做出輕重程度相當不一致的量刑來,以致斲傷人民的平等
權及司法威信。這個情形,在國內外都很常見(註四九)。為了「解決問題」,美國許多
州採行一種編製判決指引的辦法。這個指引做出一套表格,列出各種犯罪和被告以往記錄
的各項特點,分別對應於提供法官參考的具體量刑範圍,希望藉此種非強制的方法來防止
法官量刑上的歧異(註五○)。

法律心理學家的第一個質疑是:在「解決問題」之前,有沒有弄清楚「問題」是什麼?性
質及程度如何?如果從來未曾經過實證研究,那豈不是在以直覺的方法,處理想像的問題,
白忙一場?第二個質疑為:即使問題存在,上述方法的效果(對法官判決行為的影響)如
何?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有沒有做過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

S. Diamond的實證研究發現:聯邦法官判決的一致性(consistency)至少等於、甚至優於
醫生的診斷,以及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對於論文獎助的決定
(註五一)。因此,「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是否已超過可容許範圍,恐怕尚不能光憑直
覺去斷言。 Rich等人的研究則指出:判決指引實際上對於法官的判決行為並無顯著影響,
亦即其似乎也沒有能夠達成「解決問題」的效果(註五二)。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對台灣法學界而言,仍係一全然陌生之領域。身為國內第一本以之
為主題的研究論著,本論文十分希望能夠盡量向國內法律人引介「心理學與法律研究」的
各個面向、讓不同領域的法律人都能理解此種整合對其研究的可能價值或貢獻,甚至吸引
更多法律人投入參與。然而,面向觸及太廣,不免在單一問題的探討深度上會有所影響,
且易使焦點模糊。尤其,「心理學與法律研究」強調的是「實證」,換句話說,應該要盡
量「本土」,貼近法律所存在的特定時空環境下去理解,始符合其本旨。但這卻又面臨一
篇碩士論文在時間、財力、能力上的先天侷限,以及國內法院實務資料無法完整取得的困
境(註五三),客觀上幾乎不可能自行做出一份具相當規模的實驗或調查研究。在試圖兼
顧廣度、深度及實證的考量之下,本論文最後決定採取折衷之方法與架構,以問題導向
(issue- oriented)的方式進行論述。

本論文將在成文法律研究的幾個主要領域,憲法、民事法、刑事法中,分別依據研究者興
趣以及國內近年來受到重視的若干爭點,各選取一特定主題為深入研究之對象,然後從「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之角度,切入此等每一領域中所選取之主題,以之為深入探討的「心
理學與法律研究」實例。本論文所採行之主要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及「比較法學(comparative law)之方法」。比較研究資料一般可區分為事實
資料(fact)與評論性資料(commentary)兩類。所謂事實資料是指:政府機關之官方調查記
錄及統計數據,在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中,尚包括法律條文、行政命令、行政規則及令函,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公佈之解釋、判例、裁判及決議、座談會記錄等;而所謂評論性資料則
是指:學術性的研究或專論、較具公信力之媒體所做之調查報導。本論文盡可能大量搜集
英美等國及台灣地區相關資料以供分析,其資料來源如下(註五四):

1.台灣地區心理學者、社會工作學者近十年內最新的各項相關實證研究數據及結論,其出
處來源詳見各章之引註內容及附錄之參考文獻,期刊論文部分大多係以「國家圖書館資訊
網路系統」(註五五)內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查得,學位論文或專書部分大
多係以「本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查得。查詢關鍵字:「婚姻暴力」、「離婚」、「子女
監護」(僅列出最終查得結果者)。

2.國外文獻(包括期刊論文及專書)方面,利用「社會科學全文文獻索引光碟(Social 
Science Index/Full Text on CD-ROM)」、「法律期刊文獻索引光碟(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以及"OCLC Firstsearch Database On-line",查詢關鍵字(key words):
"law AND psychology"、"legal psychology"、"the Fourth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consent search"、"family AND violence"、"divorce AND child 
custody"、"child custody AND law"、"spouse abuse"。

3.政府機關所公佈之官方調查、統計數據,本論文所引用者包括: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社會
指標統計(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處),司法統計提要(司法
院統計處),台灣司法統計專輯(台灣高等法院),台灣省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灣
省政府社會處)。

4.法令規定及司法實務方面,主要利用法源資訊公司之法源檢索系統,查詢範圍包括:法
律條文及命令規則辦法、大理院解釋、司法院解釋、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民/刑事判例、
行政法院判例、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行政法院裁判、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決議、
行政法院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司法座談會法律問題研討意見,查詢關鍵字:「社會一
般觀念」,「社會通念」,「離婚+虐待」,「離婚+子女監護」,「夫妻+傷害」、「
兩性平等」(僅列出最終查得結果者)。以上藉由法源資訊系統所查得之判例或判決,僅
有要旨部分。至於各級法院判決書之內容,如判決事實及理由,本論文所引之資料來源為
作者依據立意取樣方法,以人工方式逐本檢閱民國七十九年七月至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間,
最高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現改制為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台灣宜蘭地方法院、台灣花蓮地方法院、台灣台東地方法院,共計七
所法院之民/刑事裁判書彙編所得。

5.報紙報導方面,所引資料主要係依「立法院報章資料檢索系統」及「立法院剪報資料調
閱服務」查詢所得。查詢關鍵字:「離婚+虐待」,「離婚+子女監護」,「兩性平等」,
「民法親屬編修正」(僅列出最終查得結果者)。

6.其他:例如 立法院公報、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民法親屬編」相關修正草案參考資料.
..等。

本論文於引用或比較外國文獻及立法例時,將切實以國內相關研究及立法例或實務見解做
為對照,並清楚標明國內研究之相同或不同發現或特殊立法考量,以避免任意擷取外國立
法例及文獻、卻未顧及國內實況的盲點。實務見解方面,若大法官會議或最高法院有統一
見解者,則引統一見解;尚無統一見解者,盡可能搜集實務上不同意見之判決,並設法尋
得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以供分析討論之用,盡量避免以抽象性的要旨做概念式的演繹。
亦即:本論文並非僅針對「法律條文」或「法理論」進行分析及比較,而是更進一步針對
「法律事實」(legal fact)進行分析及比較。本論文所研究之法律事實,乃是以「人」為
中心之法律事實,並大量引用心理學之理論或方法加以檢證、詮釋。

本論文架構如下:本章為導論,敘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界定研究對象與範圍,並針對「心
理學與法律研究」之內容與方法,做一總體性之介紹,然後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及架構。
第二章開始進入實質內容,討論「心理學與法律研究」之美國憲法實例,並選取美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四條「同意搜索」之問題做為切入探討的對象;誠如前文所言:社會大眾對於
某個問題或事物的「社會認知」或「社會態度」乃社會心理學上研究的重要主題,而司法
實務或法律學說中引「社會認知」或「社會態度」為立論依據者亦所在多有,但通常卻欠
缺檢證,因此本章中將詳細介紹、討論美國學者對此之相關研究供國內參考;但由於國內
相對應的題材難尋,本章中引用國內資料的部分較少。第三章討論「心理學與法律研究」
之民事法實例,選取離婚後子女監護人酌定之問題做為切入探討的對象;我國民法親屬編
目前正在立法院進行修正,未來關於離婚後子女監護人酌定問題,幾乎已可確定將採取英
美法上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則」(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此原則的應用在
英美法上與心理學密不可分,本章將深入探討本原則之意義、演變及「心理學與法律研究
」於其中所扮演之角色,然後進一步檢討我國現行法及實務見解的問題,並引用台灣本地
實證研究發現佐證,最後以英美法上的作法引為台灣未來參考。第四章討論「心理學與法
律研究」之刑事法實例,選取婚姻暴力犯罪與受虐婦女殺夫之責任能力及違法性問題做為
切入探討的對象;這幾年來,婚姻暴力現象與受虐婦女殺夫的案件在台灣受到廣泛注意,
英美法上對於此等問題之處理,心理學家及心理學理論介入頗深,而對於受虐婦女殺夫的
責任能力與違法性問題,英美法也有迥異於台灣法院及法律學者的思考面向與邏輯,甚值
參考,本論文亦將針對國內相關研究及實務見解做深入評析。最後第五章是結論,針對以
上討論做一總結。




(註一)H. R. Pagels, The Dreams of Reason: The Computer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25-30(1988). 另可參見 黃湘惠,「當代心智科學研究」,發表於「八十
五年全國社會系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主辦,民國八十
五年四月二十日,台北。

(註二)中國經濟學會曾於民國八十年舉辦法律之經濟分析研討會。

(註三)蔡墩銘,審判心理學,民國七十二年。

(註四)坊間目前已有一本以「法律心理學」為題、翻印自中國大陸的專著(沈政主編,
民國八十一年,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該書仍係以刑事司法的技術應用佔大半篇幅,而且
部分專有名詞的翻譯與台灣所慣用者不同(例如stereotype被翻為「定勢偏見」而非「刻
板印象」),少數段落甚至出現類似「人民群眾的利益」、「馬列思想」的突兀語句,不
過做為一本概括介紹性的教科書,尚值一讀。

(註五)社會大眾對於某個問題或事物的認知(cognition)、觀念或態度(attitude),是社
會心理學或社會學中長期以來的重要研究課題。社會心理學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採取
各種實證、調查的研究方法,尚不敢自稱得出確切的結論;而坐在法庭內、所受教育及生
活方式與一般大眾未必屬同一階層的法官,何以獨能在重要爭點上,往往以一句「社會一
般觀念、社會通念上皆如此如此」輕易做出影響人民權益的重大決定?令人不禁懷疑:法
官所引的,究竟是社會大眾對某事物的觀念,還是法官所「直覺想像」的社會觀念,或者
,在很多時候根本是隱藏著法官自己的觀念?法官對於「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念」
的引用,難道是無須任何舉證或推論的嗎?又不同法官或不同審級對於「社會一般觀念」
或「社會通念」的認定不同,這到底是「法官」之間的觀點不同,還是「社會一般觀念」
竟會隨著承辦法官不同而更易?「社會一般觀念」,是可以藉由法官座談或決議來加以「
統一確定」的嗎?以下案例,其所認定「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念」未必有誤,在此
列出只是表示此等對於判決理由構成過程的反省,並供讀者思考討論之用。
   (1)行政法院72判字第1110號判決:申請註冊之商標所指定之商品類別內之商品,依普
通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苟與他人營業範圍內商品項目同一或同類,未得其承諾者,不准註
冊.....凡此二不同主體之商品,經由相同或類似銷售途徑,有其同樣之功用或目的,而
有被誤認為出於同一來源者,即屬同一或同類商品。易言之,不得徒從二商品文字上之不
同或其例示項目之差異而為比較,致有失一般交易之實情。
   (2)最高法院73台上字第4131號判決:查與年滿十六歲已達結婚法定年齡而尚未結婚之
女子通姦,如係得該女子之自由承諾而為之,則其行為阻卻違法性,自不成立侵權行為。
又容留良家婦女與人姦淫,倘該良家婦女係有夫之婦,依社會一般觀念,固不得謂非有以
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而對其夫構成侵權行為,但對該自願與人姦淫之女
子,究不發生侵權行為之問題。
   (3)行政法院74判字第1302號判決:按納稅義務人之配偶、直系尊親屬、子女、同胞兄
弟姊妹以外之其他親屬,須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方得減除
其扶養親屬寬減額,此觀諸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各目自明。茲所謂
扶養係指依一般社會通念長期提供生活所需而為扶助與贍養之意,若因有扶養能力之父母,
平日忙於工作,乃將其未成年子女暫交由祖父母就近照料,既非長期提供生活所需,自非
扶養。
    (4)最高法院46台上字第1701號判例: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款所謂不名譽之罪,
係指社會上一般觀念皆認為不名譽之犯罪而言,例如竊盜、詐欺、侵占及姦淫等罪是。
    (5)最高法院69台上字第2685號判決:傷害,在社會上一般觀念,並不認係不名譽之
犯罪,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犯傷害罪,被處徒刑確定為原因,請求離婚,尚非有據。

(註六)「結構心理學」(structural psychology)是科學心理學早期的一個派別,又稱「
結構主義」或「結構論」(structuralism)。其創始者即為W. Wundt,後由其弟子E. B.
Titchener集其大成而為科學心理學中第一個學派。結構心理學的要點為:(1)心理學是從
個體本身的觀點研究其自覺的經驗,也因此,心理學的主要方法就是「內省法」
(introspective method,又譯「自省法」);(2)心理學研究的目的在分析探討意識經驗;
(3)人類的意識經驗包括三大元素,感覺(sensation)、意像(imagery)與感情(feeling)。
See B. R. Hergenhah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sycho- logy 237-49(2
d ed. 1992).

(註七)「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又譯「功能論」)為本世紀初之心理學派之一。本
學派係由美國心理學家W. James與J. Dewey二人所創。此一理論之背景,受到達爾文(C.
Darwin)進化論中適者生存、再加上美國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影響,主張心理學的研究
應重視心之功能、重視個體適應環境的歷程,不應像結構論那樣只探討心之結構。因此,
功能論在理論上是反對結構論的。功能論所採行的研究方法,除沿用內省法之外,開始採
用觀察法與實驗法。在研究題材方面,除了意識之外,兼及個體的外顯活動。See id. at
300-34.

(註八)「行為主義」(behaviorism)為當代心理學的主流之一,在心理學各派理論中,號
稱為第一勢力(另兩勢力為精神分析論與人本主義)。行為主義是由美國心理學家J. B.
Watson於1913年所創立。其主張之要點為:(1)強調心理學是一門科學,因此在方法上重
實驗、觀察,在研究題材上只重視可觀察記錄的外顯行為;(2)解釋構成行為的基礎,是
個體表現於外的反應,而反應的形成與改變是經由制約作用(conditioning)的歷程;(3)
重視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因認為無法客觀研究而不承認個體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故而
被認為傾向決定論(determinism);(4)在教育上主張獎勵與懲罰兼施,因認為無法客觀研
究而不重視內在自發性的動機,強調外在控制的訓練價值。行為學派盛行在美國,影響擴
及全世界心理學界,本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數十年間,心理學界幾乎全部為行為主義的
天下。See id. at 335-69.

(註九)See R. A. Baron, Psychology: the Essential Science 6(1989).

(註一○)See id. at 6-7.

(註一一)See id. at 7.

(註一二)陳麗玲,精神分析法學之研究,台大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

(註一三)之所以主要談英、美,原因有三:首先是因為搜集論文資料的過程中,所能發
現的歐洲資料確實有限;其次,是作者的第二外國語能力問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代心理學無論在學術成就、或是實務執業(心理治療、諮商)方面,都是以英、美(尤
其是美國)的發展最為興盛。以台大心理學系的教學為例,幾乎所有的課本或主要參考書
都是以美國出版的為主。無論如何,主要談英、美,或許會造成本論文討論上的若干侷限
,還請對歐陸心理學發展較有研究的先進不吝指正。

(註一四)See R. A. Baron, supra note 9, at 15; see also N. R. Carlson,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Behavior 45(2d ed. 1987).

(註一五)See R. A. Baron, supra note 9, at 16-17.

(註一六)A. Anastasi, Psychological Testing 28-29(6th ed. 1988).

(註一七)See Tapp, Psychology and the Law: The Dilemma, 2 Psychology Today
16(Feb. 1969).

(註一八)參見 林清山,心理與教育統計學,民國七十六年,頁四九七。See also N.
R. Carlson, supra note 14, at 29-30.

(註一九)R. A. Baron, supra note 9, at 13.

(註二○)B. J. Underwood & J. J. Shaughnessy, Experimentation in Psychology,
洪蘭、曾志朗譯,心理實驗研究法,民國七十八年,「主編的話」。

(註二一)洪蘭、曾志朗譯,同前註,頁六以下。

(註二二)Guzy & Axelrod, 95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 gy 290(1972),
轉引自洪蘭、曾志朗譯,同前註,頁七。

(註二三)洪蘭、曾志朗譯,同前註,頁十一以下。

(註二四)See S. Freu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Ascertaining of Truth in Courts
of Law, in Clinical Papers and Papers on Technique, Collected Pappers 13(1959).

(註二五)Tapp,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ture, 27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59(1976).

(註二六)Id. at 361. 另請參照 楊日然,「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的哲學基礎及檢討」
(一)、(二),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卷第二期,頁二四五;第六卷第一期,頁三。

(註二七)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1954); see generally Sanders,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 Empirical Reexamination of Its Effects on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29 Law & Society Review 731(1995).

(註二八)Tapp, supra note 17, at 16.

(註二九)行為主義主張只有可被觀察到的行為才能做為科學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此學派
在 1960年代晚期發展至巔峰時的代表人物為B. F. Skinner,其所提出的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理論主張透過強化物(reinforcement)的操弄來塑造或減少行為反應,對當
時社會、甚至文化藝術界影響極大。Skinner所著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1971)一
書甚至是該年度全美暢銷書榜首。

(註三○)Diamond, Foreword, in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Law v(D. K. Kagehiro
& W. S. Laufer eds. 1992); Tapp, supra note 25, at 360.

(註三一)Bok, A Flawed System of Law Practice and Training, 33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570, 581-82(1983).

(註三二)O. W. Holmes, The Path of Law, 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 181(1920). 轉
引自 楊日然,前引註二十六,(二),頁二七。

(註三三)此為曾世雄教授所言,參見 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1994年刊,民國八十四年
,頁六三。

(註三四)黃維幸,法律與社會理論的批判,民國八十年,頁一一。

(註三五)Saks, Legal Policy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44 American Psychologist
1100, 1115(1989).

(註三六)對於我國判例之編輯竟捨去「事實」此一作法之批評,可參見 楊仁壽,法學方
法論,民國八十年,頁二五六。

(註三七)W. Sauer, Einfuhrung in die Rechtspholosophie §15,16. 2. wesentlich
neubearbeitete Aufl., 1961, ss.126-127; 轉引自 羅常芬,從文化變遷觀點論法律之
發展,台大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三年,頁五三。  

(註三八)同前註。

(註三九)See W. L. Morison, John Austin 73(1982); H.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2(M. Knight trans. 1989).

(註四○)Melton, et. al., Psychologist as Law Professors, 42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2(1987).

(註四一)事實上,國內由高中畢業生直接報考法律學系的作法,目前許多學校都正在進
行檢討。基於其對法學教育發展所造成的瓶頸,使法律人欲跨入其他專業領域時面臨嚴重
阻礙,無法充分因應現代社會中愈來愈多專業法律(如醫事法、環境法、經貿法...)問題
的出現,因此部分學校已經決定、甚至早已開始推動學士後法學教育,例如東吳大學法律
研究所的碩乙組已成立多年,而台大法律系目前也正在進行規劃、希望升格為法律學院,
然後開始招收學士後的碩士班研究生,並逐年減少大學部招生名額,以達成最終完全轉型
為學士後法學教育的目標。參見 台大法律學系(所)申請改制為法律學院計畫書,民國八
十五年二月。

(註四二)See Reisman, A Theory of Law from Policy Perspective, in Law and
Policy 79(D. Weisstub ed. 1976).

(註四三)「唯科學主義」以科學知識及技術為尊,甚至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完
全取代諸如哲學等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See generally T. Sc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1991).

(註四四)此處借用哈伯瑪斯(J. Habermas)的觀點。哈伯瑪斯對於科技發達致使科技所代
表的工具理性變成理性的唯一內容,並使科技變成新的意識形態,固然嚴予批判;但另一方
面,卻也強調:應是在保存工具理性適當的功用及範圍之外,強調實踐理性的重要,自然科
學的方法,仍適用於工具理性佔重要性的領域。See J.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114, 254, 42(J. Viertel trans. 1973).

(註四五)Saks, supra note 35, at 1111.

(註四六)Id. quoting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port of the Tort Policy
Working Group(1986).

(註四七)Id. at 1112.

(註四八)See id.

(註四九)參見「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專訪」,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1994年刊,民國八十
四年,頁三○。

(註五○)國內也有學者主張引介類似制度,參見 林吉鶴、劉建成、郭振源,「法官量刑
專家系統」,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十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頁二九七。

(註五一)Diamond, Order in the Court: Consistency in Criminal Decisions, in
Psychology and Law 119(C. J. Scheirer & B. L. Hammends eds 1983).

(註五二)W. D. Rich, et al., Sentencing by Mathematics: An Evaluation of the
Early Attempt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Sentencing Guidelines(1982).

(註五三)以判決資料的蒐集為例,各級法院目前雖然皆已依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三條規定,
定期印行「民/刑事裁判書彙編」,但其乃是有選擇性的公佈,其於扉頁中並明白表示:限
於「具有參考價值」,有「爭議性」、「原則上重要性」、「代表性」或「教育性」者始予
公佈。倘若研究者欲進一步針對各級法院一般性的見解做實證的分析研究,事實上殆無可能
,蓋若以各級法院所公佈的判決為樣本,其顯然不具統計上的代表性,無法得出有效推論母
群的結論。本論文因此被迫採用「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又譯「計畫取樣」)的
研究方式,依研究目的選取樣本加以評釋。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這些公佈的判決既然是各
級法院依照上述標準所篩選出的,則本論文以之為研究對象,至少可探尋出上述標準在特
定問題上之若干具體內容。

(註五四)傳統法學論文在方法論及具體研究方法一節幾乎都是三言兩語帶過,或僅交代
思路架構。本論文認為:方法論及具體研究方法的說明,不但是用以表示對其個人研究內
容及資料來源可信度的負責,也可藉此具體確定研究範圍,更具有幫助其他研究者瞭解作
品內容、使其他研究者未來毋需重複摸索相同階段的功用。這在心理學或其他社會科學(
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論文中,通常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動作,不會
因其繁瑣而予省略。本論文因此不循傳統法學論文舊例,於本節中清楚交代各項研究方法
及資料來源、取得方式。

(註五五)Internet Domain Name: opac.ncl.edu.tw; URL: http:// 192.83.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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