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同意搜索」之問題】

劉宏恩,台大法律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



第二章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同意搜索」之問題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法院做成判決時,必定先有若干形成判決內容的邏輯上前提假設(assumption);判決中雖
然可能包含一些價值判斷,但也是要先認定事實基礎後才接著對其做出評價。這些事實基
礎或前提假設往往涉及人類行為、意向或心智活動,正是心理學家研究的素材。在我國,
司法實務及法學界經常耽溺於概念演繹的思考方式中,而且囿於實徵研究能力的不足,對
於事實認定的重要性與應有嚴謹度常有忽略,一些名詞諸如「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
念」使用頻繁卻宛如先驗,從未多做解釋,完全建基於法官個人直覺、學識的「自由心證
」上(註一)。然而,事實認定應為評價判斷的基礎,前提不正確則即使邏輯形式再完美
亦無法獲得真確的結論。本末不能倒置。

在美國,許多心理學家或獨自、或與法學者合作,針對若干判決之形成前提與預設進行科
學實徵的研究,而其成果也有部分為法院所接納。就憲法案件而言,美國法律學者大致都
同意: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其若干考量須與公眾的觀點及社會一般的理解一致。聯邦
最高法院也曾表示相同見解。例如在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與猥褻(obscenity)
之標準的案件,司法審查時考量了「現下之社會標準」(contemporary community
standards)(註二);在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禁止殘酷不尋常刑罰的案件,聯邦最高
法院考量「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現下人類知識」(contemporary human
knowledge)及「進化發展中之文明相當標準」(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註三)
。 因此,社會之認知與態度在憲法問題的司法審查上,的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聯邦最
高法院也曾斟酌實徵研究的證據做為判定社會的認知及態度為何之依據。最常被斟酌的實
徵證據是累計性的數據資料(aggregate data)或民意調查(註四)。不過法院也曾注意到
這些方法在提供特定細節上的侷限及方法學上的難以控制。在一些其他的案件,大部分是
有關陪審團決定形成(jury decision making)的問題,法院曾斟酌並引證實驗法的研究(
註五)。本論文於第一章中曾經指出:以實驗法研究人類行為、意向或心智活動乃是現代
心理學家最重視的研究方法與專長。本章以下便在介紹美國法律心理學家針對憲法增修條
文第四條,關於隱私權和政府搜索之社會認知與態度之實驗研究,並以其研究成果就聯邦
最高法院判決之預設前提進行檢討。

第二節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相關問題

第一項 搜索票之要求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以下簡稱「增修第四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
文件與財產之權,不受無理(unreasonable)拘捕、搜索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除有正
當理由(probable cause),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詳載搜索之地點、拘捕或搜押之人或物
外,不得頒發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本章討論的重點限於「搜索」(searches)的部分。
本條文之立憲目的乃是在保護人民之隱私權,不過人民的隱私利益也必須與國家有效施行
法律的公益做一平衡,法院應針對兩者之平衡做一檢驗(test),這個檢驗機制的核心就是
警察必須基於相當理由獲得搜索票(search warrant)此一要求。搜索票之要求具有兩個功
能:第一,它確保一個介於警察與人民之間的中立可信的法院裁決,優先於政府對人民的
侵擾而存在;第二,它經由限定警察的自由裁量得以限制警察對人民侵擾之範圍(註六)。

決定當事人的隱私利益是否應受增修第四條保護之檢驗,大法官Harlan在Katz v.
United States(1967)一案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其要件有二。首先當事人要已表示對隱
私的真實(主觀)期待 [actual(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其次,這個期待
是社會準備去認可為合理的」(註七)。 Katz案之後的判決大多將重點放在客觀標準上,
對於隱私期待,較重視考量其是否為社會準備去認可為合理的(reasonable)、合法的
(legitimate)、正當的(justifiable)(註八)。這些很明顯地與社會對隱私權的認知與
態度有關。

第二項 基於同意之搜索

無搜索票之搜索乃是無理的(unreasonable),因為它事先並未經過法院的檢驗考查。不過
大部分的搜索事實上是在未有搜索票的情況下進行,但卻仍屬合理的,因為他們符合搜索
票之要求之例外。其中一個例外便是「同意搜索」(consent serach)。所謂「同意搜索」
是指: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基於疑犯本人或搜索標的物所有人,或疑犯之配偶、合夥
人之同意,所進行之搜索。同意搜索乃是不具搜索票之搜索中最常見的型態(註九)。

法院在決定一同意搜索是否有效時,重視的有兩點:(1) 在當時的整體情況下,同意是否
基於自由意願而做成;(2) 做出同意的人是否有權同意(註一○)。「同意」是對增修第
四條的雙重保護~搜索票之要求(warrant requirement)及正當理由(probable cause)之要
求~的放棄,政府因此可免除證明其搜索為合理正當之義務。一旦當事人做出有效的同意,
法院在其同意範圍內便不再就搜索之合理性或範圍進行檢驗考查。

更嚴重的是:(1)所謂基於自由意願(voluntariness)的標準中,不包含未受充份告知下的
實質「強制」的情形; (2)一個人的憲法權利可能會因為第三人的同意而被拋棄(註一一)
。

第三項 第三人同意之搜索

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Matlock(1974)一案中明白認可第三人同意之搜索。在
該案中,法院同意以「共用權」檢驗("common authority" test)來決定第三人同意是否
有效。簡言之,一個人若具備某房屋土地或物件之「佔有與控制權」(possession and
control),則其有權就該部分做同意。本案中,法院並做出一法律上之假設:當一個人進
入一「共用權」之安排(例如與他人共同居住),則其便已接受以下風險----共同居住者可
能會單方面同意警察搜索他們共同使用或擁有之財產,所謂「共用權」之區域例如客廳、
廚房等是。但共同居住者不得同意警察搜索屬於他人「個人專用」(exclusive-use)之區域,
 例如另一共同居住者的臥室。基於有效第三人同意所為之搜索,所發現證據可用以指控
任何相牽連的人。(註一二)

本章以下將以心理學理論及研究做為出發點,評估法院以上關於個人之隱私期待與行為之
預設。並指出實徵研究所顯示,法院對同意搜索之預設和社會大眾事實上的意向間,存有
矛盾與差異。

第三節 對於「同意搜索」中法律概念之實證研究

第一項 對自由意願及同意範圍之認知上歧異

表面上看來,法院對於有效同意搜索所設定之要件可使違反個人意願的侵擾不致發生,但
事實上不然,因為執法者及一般人民對於所謂「基於自由意願」可能會有不同解釋。本章
前曾提及: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所謂「基於自由意願」之標準中,不包含當事人未受充份告
知下實質上形同被迫之情形。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並未要求執法者須告知被搜索人(或第
三人)以下任何一點:(1) 持搜索票搜索與同意搜索在法律上之差別與對當事人權益之影
響;(2) 當事人在同意時有權限定同意搜索的範圍;(3) 同意之後,當事人有權隨時撤回
其同意(註一三)。 雖然這三點都是聯邦最高法院所採取對人民有利之見解,但一般人民
若未受告知,通常並不知道自己有此選擇。另一方面,當事人高度不明確的行為(例如不發
一言將手提箱在警察面前提起),或其行為顯示對執法人員全然地服從,則雖然執法人員
在口頭上並未強迫當事人就範,亦不能為有效之同意搜索(註一四)。換言之,聯邦最高
法院也注意到:某些警察認為並非強制的搜索要求會被當事人認知為強制被迫,但是聯邦
最高法院沒有能提出較為完整有體系之說明。

根據心理學上的「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與研究,行為人對於自己行為時的選
擇自由的歸因,會與觀察者對行為人行為時之選擇自由的歸因有所差異。行為人傾向將自
己的行為歸因於外在環境因素,觀察者卻傾向將行為人的行為歸因於其個人意向(註一五)
。將此應用於同意搜索的情形,同意者可能會將其同意歸因於當時情勢所迫,觀察者(例
如事後審查同意是否有效之法官)則可能會將其同意歸因於同意者的自由意願。法律心理
學者 Kagehiro在1988年時設計了一個實驗研究(註一六),其所欲檢驗的第一個假設便為
:觀察者將會高估同意者對於是否允許警察進入、是否可撤回同意,以及對於被搜索範圍
所認知的選擇自由。其所欲檢驗的第二個假設為:警察要求進行搜索時所採取之措詞語法
將會影響對於同意的歸因;表現強烈意圖或有力的斷言(要求)會產生一有如強制的情況。
與此有關的是心理學上的「言語—行動」理論(speech-act theory) ,該理論認為:同樣
的言語行為會因措詞語法及上下文內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知上意義(註一七)。 Kagehiro
研究的第二個問題便為:同意者所感受到的選擇自由是否會因搜索要求是以疑問的
(interrogative)或陳述的 (declarative),明確的(specifical)或不明確的(unspecifical)
語句提出而有不同。 Kagehiro之假設為:當搜索要求的語句是疑問的且不明確時,同意者
所感受到的選擇自由最高 (例如「你介意我進來並四處看看嗎?」);而當搜索要求的語句是
陳述的且明確時,同意者所感受到的選擇自由最低 (例如「我希望能對你的住處進行無搜索
票的搜索。」);其他兩種情況~疑問的而明確的措詞語法,陳述的而不明確的措詞語法~
同意者將會感受到中度的選擇自由。

本實驗乃是採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subjects design),共有2×2×2個實驗情況(同意
者/觀察者、疑問句/陳述句、明確措詞/不明確措詞),共計96個受試者隨機分配到8
組不同實驗情況中(每組12人)。 各組受試者分別閱讀一篇關於2名共同居住者的短文,
其分別是從同意者(居住者)與觀察者的角度寫成,短文中敘述一名警察敲門要求進入住所
搜查,而其要求之語句則分別有疑問或陳述、明確或不明確等四種交叉的情形。實驗結果
如《表一》。










《表一》對於自由意願及同意範圍之認知上歧異的法律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註一八)


正如「歸因理論」所預測的,同意者與觀察者的認知上歧異為實驗結果所印證。觀察者高
估同意者所認知的同意後還可撤回之選擇自由,也高估了警察被允許基於同意搜索的範圍
;但觀察者會低估同意者要求進一步關於搜索之訊息的可能性。在搜索要求不明確而獲得
同意的情況下,觀察者會認為警察可搜索住所內較多的房間,但是同意者並不會如此想。
而無論是同意者或觀察者,在警察原先的進入要求是明確的情況下,會歸因有較少的自由
去要求警察離去。關於受試者所推測的同意者允許或不允許搜索的原因的內容分析,大致
發現同意者與觀察者的認知上歧異是肇因於資訊基礎的不同。觀察者對於居住者本身並無
認識,因此傾向於將警察的搜索要求歸因於居住者的不法活動嫌疑;同意者對於自身或共
同居住者有所認識,則傾向於將警察的搜索要求歸因於一般性的社會義務、是有關安全的,
 而非歸因於居住者的特定犯罪嫌疑之調查。另一方面,實驗結果也部分證實了「言語─
行動」理論的假設:警察搜索要求的措詞語法會影響受試者對其選擇自由的歸因。當搜索
要求是採疑問句時,會比採陳述句讓受試者感覺居住者有較大的同意與否選擇;當搜索要
求是採疑問句時,受試者認為居住者較可能會讓警察進入,但較不會詢問進一步的訊息。
明確的搜索要求會提醒同意者警察並沒有搜索票,但卻會減低同意者在同意後要求警察離
去的可能性。(註一九)

將此研究結果應用到實際的案例,在審查證據及上訴的審理過程中,法院~居於觀察者的
地位~將可能會錯誤地以為被告在同意時已清楚地了解警察要求搜索的動機與目的,因此
傾向於認為在該搜索下所獲證據是合法的、可允許的。法院也會傾向於認為:若警察提出
不明確的要求而獲得同意,則可進行較大範圍的搜索,但被告(同意者)在同意時卻不做如
是想。因此,Kagehiro指出法院應考慮要求警察的進入及搜索要求措語必須更為明確,以
平衡法院與被告之間對於同意搜索範圍之認知上差距(註二○)。

本實驗所指出的另一個問題起因於受試者有限的法律知識。雖然實驗中使用的四種搜索要
求(疑問/陳述×明確/不明確) 依據聯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決都是合法的,而且受試者並
不認為其係被強迫做出同意(從法律上角度言),但是就心理學角度言,他們可能是被矇騙
同意的,因為受試者有限的所知使其忽略同意搜索的法律上效果。誠如前文所述,警察並
不被要求去向同意者解釋其憲法上權利,而同意搜索下所得證據皆可用以指控同意者或任
何相牽連之人、不受同意者事先有否得到告知的影響。因此,原先同意者之所以做出同意
的認知基礎將只是警察的搜索要求,而其解釋是會與法院此一觀察者的解釋不同,且受到
措詞語法與法律知識的理解程度的影響。對於教育程度低的民眾來說,此問題尤其嚴重(
註二一)。

第二項 對「共用權」與「個人專用」之認知上歧異

心理學上關於人際關係的理論很多,如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平等理
論(equity theory)、社會滲入理論(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人類領域作用」
(human territorial functioning)研究的是人類支配取得特定空間位置,以及表現自己
在這些位置的佔有與辨識方法,在認知上、情感上及行為上的過程(註二二)。於個人主
觀之隱私期待(expectations of privacy)、親密之共同生活關係,以及共用權(common
authority)/個人專用(exclusive use)二分之性質,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律上預設似乎與
心理學上的研究結果有所出入。前文已提及:在Katz v. United States(1967)一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檢驗隱私期待是否合理之要件包括「當事人有表示其主觀隱私期待」,
換句話說,當事人須有指出某區域或物件乃是其希望排他性地個人使用的。但是人際關係
與人類領域作用中所包含的機制遠比法院所以為的複雜多樣,並不限於「明白指出個人私
有領域」一種。只就少數有限的機制(例如明確的物理上指標)做分析,像是鎖住的房間或
箱子,法院雖可因此感覺欲區辨出合理的隱私期待或排他性使用變得較為容易,但卻可能
在這些少數機制以外的情形,錯誤地認定當事人並未對其地方或物件表示合理的隱私期待
。此外,法院對於「共用權」與「個人專用」在法律上的二分,似乎假定二者之間的界線
是清楚且固定的。心理學上的研究雖然發現共同居住者對於住所會有共享使用區域和個人
專用區域的區分,但其區分是動態的、流動的,其乃各種人際關係和領域作用的機制交互
作用的結果,並且會因文化、生活階層而有不同。其間界限並不像法院所假定地那般固定
明確。

學者Kagehiro & Taylor在1988年設計了一個研究(註二三),探討一般人對於共同居住
的房屋內共享使用(common-use)和個人專用(exclusive-use)區域的區分。研究的另一目
的是想了解:一般人為了對搜索要求做第三人同意(third-party consent)而解釋「共用
權」時,是採獨立同意權(independent consent power~任一共住者有權單獨同意警察搜
索共用權區域)或聯合同意權(joint consent power~任一共住者可單獨反對警察搜索共
用權區域,必須共住者全體同意警察始得進行搜索)的看法。事實上這兩種看法都分別有
法院採行過,見解尚未統一(註二四)。若根據早期的相關研究,當彼此的關係愈親密,
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對於空間領域的配置也就愈發流動多變,共同居住者若愈親密則共
享使用的區域也就愈大(註二五)。 Kagehiro & Taylor的假設為:共同居住者對於領域
及資源的彼此分享程度愈高,則愈會採取聯合同意權的觀點。

研究中選取最可能直接且近來有與他人共同居住之經驗的160名成年大學生做為樣本(其中
59%確實曾有與非家人共同居住的經驗),採受試者間設計,共2×4×2種情況,每組隨機
分派10人。受試者接受一份問卷測驗,內容敘述受試者係與好友B共同租屋居住、平均分
攤房租,而在受試者『在場』或『不在』的情況下(2種水準),有:『B的朋友』
(social intruder~社交性的干擾者)或『暖氣修理工』(commercial intruder~商業性
的干擾者)或『市府房屋檢查員』(intruder having civil authority~有民事上權力之
干擾者)或『警察』(intruder having criminal justice authority~有刑事司法權力之
干擾者) "X" 在門口按電鈴要求進入(4種水準),而後B分別做出若干反應,如:允許來
人進入、允許來人搜索共享使用區域....,問卷要求受試者就B之行為在從非常不同意(-4)
到非常同意(+4)的9點量表上表示意見。一半受試者所填的問卷其題目是肯定句型,另一
半則是否定句型,例如:「B有權允許X進入客廳」/「B無權允許X進入客廳」(2種水
準)。 研究所欲測量者有二:一是受試者對於室友本人搜索住居內各區域之權的認知想法
;二是受試者對於室友是否有權允許他人進入住居、搜索住居內各區域的認知想法。研究
結果如《表二》。









《表二》對於「共用權」與「個人專用」之認知上歧異的法律心理學實驗研究結果(註二六)

研究結果發現:一般人在第三人同意搜索情況下對「共用權」的認知,會受到周遭社會情
境的高度影響。當室友之一(疑犯)並不在場時,受試者會認為另一室友(同意者)有獨立同
意權;又當該室友(疑犯)在場抗議時,則受試者會認為需要聯合同意。此外,在搜索封閉
性空間(enclosed spaces)的情況時,受試者並不認為第三人同意可及於共享使用區域之
內的私人物件或容器;換言之,這時候考慮的重點是該特定物件的性質,而非其位置係在
共享使用區域或個人專屬區域內~與法院若干判解一致(註二七)。

第三項 對「預設風險」之認知上歧異

本章第二節第三項提及:聯邦最高法院在Matlock一案中建立「預設風險」(assumption
of risk)理論~當一個人進入一「共用權」之安排(例如與他人共同居住),則其便已同時
接受同居者可能會單方面同意警察搜索共用區域或財產之風險。對於所謂「預設風險」,
解釋上應包括兩部分:對於風險之認識,以及對於風險的自願承擔(註二八)。以下我們
分別從心理學上的兩個研究子題:不確定下之判斷(judgements under uncertainty)以及
對選擇之歸因(attribution of choice)來做進一步的分析。

一、對於風險的認識

心理學上關於風險判斷的實徵研究發現:大部分人都傾向於低估風險真的實現在他們身上
的可能性;他們並不認為一些自己不希望發生的風險真的會發生。人們通常將注意力集中
在中度發生可能而低嚴重性的事件,卻忽視低度發生可能而高嚴重性的事件。換言之,人
們只會預先防範他們認為較可能發生的危險,對於發生可能性低的危險基本上他們是視同
不會發生來看待(註二九)。

若將上述研究結果應用於增修第四條之情形,Kagehiro & Laufer發現:大部分人認為他
們被無搜索票地搜索住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們並未預料到會發生同居者同意警察
搜索的情形,也因此他們並不會事先做任何事來保護自己、防範風險的實現。人們可能會
預料到同居者自己隨便查看私人物品的風險,但他們並未預期除了同居關係以外的人會因
同居關係的緣故搜索他們的財產、侵害他們的隱私。對於代為照顧花草的鄰居、所雇用的
工人更是如此(註三○)。

二、風險的自願承受

實徵研究顯示:當受試者所擁有選項的數目居中時,其會比選項數目過多或過少時感受到
更大的選擇自由;當各個選項的吸引力較類似時,受試者會比各個選項的吸引力不相一致
時感受更大的選擇自由;當受試者可以自己去選擇助手或援助者時,會比不能如此感受到
更大的選擇自由(註三一)。

所有關於選擇自由之認知的實徵研究都有一共同點:受試者是在有察覺的情況下有意地做
出選擇決定。因此,在當事人根本不知道有選項存在的情況(例如:他不曉得有風險被「
預設」在他身上,或他不在場而第三人替其做出決定),他們將只感受到極低度、甚至毫
無選擇自由。 法院在Matlock一案中所提出的「預設風險說」認為當事人認識且自願承受
第三人同意之風險,似乎並不為心理學的實徵研究所支持。

三、「預設無風險」~人際關係中的信任

社會上一般人在進入與他人共同居住的安排時,真的會「預設風險」、預料與其共同生活
的夥伴會破壞他的隱私利益嗎? 心理學上的實徵研究結果與其恰恰相反(註三二)。當人
際關係愈形親密、信任日漸加深,則人與人之間會向對方較為坦白且允許對方進入私人領
域。不過這種對親密夥伴的坦白和允許進入私人領域,並不包含親密夥伴可將此坦白和允
許移轉他人,否則就會被視為信任的背叛。因此,事實上不但可能沒有聯邦最高法院所以為
的「預設風險」,反而可能會有「預設無風險」(assumption of no risk),因為當事人信
任其室友決不會做出任何傷害他的事情來。


第四項 對「第三人同意」之同意者的認知上歧異

本章第二節第三項亦曾提及:法院在審查第三人同意是否有效時,傾向於強調該第三人對
搜索標的是否居於佔有控制之關係。在此觀點下,褓母、房屋看管人(housesitter)都曾被
法院認定為有權同意警察進入房屋搜索(註三三);大學教授的同事及學生助理亦曾被認
定為有權同意警察搜索該教授的實驗室(註三四)。然而,心理學的實徵研究顯示:法院
似乎較社會上一般人所認為適當的範圍接受更廣義的有權同意第三人。

對於他人接近或使用自己私人區域的允許,通常只限於親密的社會對象,但是這些人並不
被我們認為是自己「有權」如此。Kagehiro,Laufer & Taylor在1990年設計一研究(註三
五),他們的假設為:一般人認為合格的有權同意第三人,必須兼具 (1)對欲搜索的地方
居於高度佔有控制之地位,(2)與搜索對象(疑犯)間有親密的社會關係 兩項條件;換言之
,社會上對合法之有權同意第三人的認知,遠比法院認定為有效的有權同意第三人的範圍
狹窄。此外,Kagehiro等人的研究中亦包括對警察的認知的調查。警察在同意搜索中當然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當警察獲得他認定為合格的有權同意第三人的同意而進行搜索
時,即使疑犯及社會一般人並不認為該第三人有權同意,「誠信善意原則」(the "good
faith" exception)還是可能使法院認定該同意搜索之瑕疵為無害(harmless);換句話說
,即使法院最後判定該第三人無權同意,但還是會接受警察在真心相信該第三人係有權同
意的情況下搜索所得之證據。

本研究中有兩組受試者,一組為大學生,另一組為費城警察局的警察,每一受試者分別施
以一種版本的問卷測驗。問卷內之短文敘述一名警察向以下不同的四種人要求允許進入屋
內搜索:(1)從電話簿中找來粉刷屋內的油漆工(低處所控制地位/低社會親密度);(2)屋
內兩名同居者的共同朋友,其受雇來粉刷屋內(低處所控制地位/高社會親密度);(3)同
居者之一(同意者)個人的朋友,但非疑犯的朋友,週末來此過夜(高處所控制地位/低社
會親密度);(4)疑犯的同居人(高處所控制地位/高社會親密度)。亦即自變項有二:處所
控制地位(social control) 以及社會親密度(social intimacy),各有兩種水準。以上四
種人依法院目前見解,都是合法之有權同意第三人(註三六)。

研究結果確認原先假設。兩組受試者都認為:合格的有權同意第三人,必須同時與疑犯有
高社會親密度且對搜索處所有高控制關係,而非如聯邦最高法院在Matlock一案中只強調後
者。Kagehiro等人原先的假設認為警察或許也會較強調控制關係、較不重視社會親密度,
研究結果尚無法證實此點(註三七)。

第四節 小結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所以規定搜索票之要求,其目的乃是在保護無辜之一般公民,
使其隱私利益不受無理干擾。然而此點常容易被忽略,因為會在法院受到詳細審查或為大
眾媒體所關心者,大多是關於搜索所得證據是否合法、可否用以指控刑事被告的案件。那
些沒有搜索票而侵害人民隱私,卻未搜得任何證據的搜索常被大家遺忘,甚至誤以為增修
第四條是為了保護刑事被告而存在,一般人毋須擔心其隱私遭遇無理搜索之侵害(註三八
)。搜索票之要求乃是藉由中立客觀之法院,限制警察進行搜索時必須有正當理由且不得
超出一定範圍,對一般人之隱私利益提供相當之保護。然而此等保護卻會因當事人之同意
搜索、甚至第三人之同意搜索而被拋棄,因此「同意」之要件、內容及性質為何,對人權
保障具有十分重要之意義。美國法律心理學家因此乃以法院形成判決之若干前提假設為分
析對象,針對「自由意願與同意之範圍」、「共用權」、「預設風險理論」、「有權同意
之第三人」等法律上概念做實徵研究,結果發現法院在上述概念中對社會一般人觀念的認
知有所偏誤;法院「以為」社會一般人在此等問題上會如是想,並以之做為判決基礎,但
研究結果卻發現:法院所「以為」的若和社會一般人所真正認知的做比較,法院對「同意
」與「共用權」的認定偏於形式,忽略實質上的強制及人際關係間的複雜心理機制;「預
設風險理論」恰與實際相反;法院對有權同意之第三人亦做了過寬的認定。

法律的生命並非邏輯、直覺,而係事實、經驗。對於法律問題的各個部分,若非盡可能客
觀地觀察該部分的實際情形如何,即不能理智地做成關於該部分將來應如何處理的判斷。
對於目前正在推動的司法改革,我們也應該體認到:司法問題不完全存在於司法這個次體
系內部,而更存在於司法與其他體系之間;改革必須藉助於社會科學的方法,不能只靠法
規範的抽象推論和任意擷取的比較法資訊。誠如論者所言:不論改革派或保守派之所以普
遍欠缺這樣的認知,都是「只有司法者最瞭解司法」的本位主義心態在作祟(註三九)。
心理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都可以幫助改革者更精確的掌握問題的嚴重性,提供
解決問題的多種選擇,以及成本效益的核算。類此的科際合作在許多先進國家的司法部門
可說已經是稀鬆平常。本章對美國相關研究的詳細介紹,希望能提供給國內司法實務與法
學界做思考方向上的參考。




(註一)參見二二上字三一八○號判例、四一臺上字二七八號判例、四二臺上字八六五號
判例。

(註二)E.g., Marks v. United States, 430 U.S. 188 (1977); Smith v. United
States, 431 U.S. 21 (1977).

(註三)E.g., Weems v. United  States, 217 U.S. 349 (1910); Robinson v.
California, 370 U.S. 660 (1962); Standford v. Kentucky, 57 U.S.L.W. 4973 (1989).

(註四)E.g., Furman v. Georgia, 408 U.S. 238 (1972); Gregg v. Georgia,
428 U.S. 153 (1976).

(註五)E.g., Lockhart v. McCree, 476 U.S. 162 (1986).

(註六)Goldberger, Consent,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and the Meaning of
"Searches"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75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319 (1984).

(註七)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361 (1967).

(註八)E.g., United States v. Lyons, 706 F. 2d 321 (D.C. Cir. 1983); Rakas v.
Illinois, 439 U.S. 128 (1978); United States v. Venema, 563 F. 2d 1003 (10th
Cir. 1977).

(註九)Fisher, Search and Seizure, Third-Party Consent: Rethinknig Police
Conduct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66  Washington Law Review 189 (1991).

(註一○)Schneckloth v. Bustamonte, 412 U.S. 218 (1973).

(註一一)Comment, Third-Party Consent Searche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Fourth Amendment, 75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63 (1984).

(註一二)Id. at 965.

(註一三)United States v. White, 706 F. 2d 806 (7th Cir. 1983); United States
v. Bily, 406 F. Supp. 726 (E. D. Pa. 1975).

(註一四)United States v. Ruiz-Extrella, 481 F. 2d 723 (2d Cir. 1973).

(註一五)Monson & Snyder, Actors, Observers,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13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9 (1977).

(註一六)Kagehiro, Perceived Voluntariness of Consent to Warrantless Police
Searches, 18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 (1988).

(註一七)J. R.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7 (1979).

(註一八)Kagehiro, supra note 15, at 44.

(註一九)Id. at 44-45.

(註二○)Id. at 46.

(註二一)Id. at 47.

(註二二)R. B. Taylor, Human Territorial Functioning 2 (1988); C. E. Kimble,
Social Psychology 477 (1990).

(註二三)Kagehiro & Taylor, Third-Party Consent Searches: Legal vs. Social
Perception of "Common Authority", 18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74
(1988).

(註二四)採獨立同意權見解者,如People v. Reynolds, 127 Cal.Rptr. 561 (Cal.Ct.
App. 1976); United States v. Sumlin, 435 U.S. 932 (1978)。採聯合同意權見解者,
如People v. Mortimer, 361 N.Y.S. 2d 955, 46 A.D. 2d 275 (1974);  Silva v. State,
344 So. 2d 559 (Fla. 1977)。

(註二五) R. B. Taylor, supra note 22, at 35.

(註二六)Kagehiro & Taylor, supra note 23, at 1282.

(註二七)E.g., State v. Evans, 45 Haw. 622, 372 P. 2d 365 (1962); United States
v. Bussey, 507 F. 2d 1096 (9th Cir. 1974).

(註二八)Kagehiro & Laufer, The Assumption of Risk Doctrine and Third-Party
Consent Researches, 26 Criminal Law Bulletin 195 (1990).

(註二九)Slovic et al., Regulation of Risk: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Regulatory Polic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41 (R. G. Noll ed. 1985).

(註三○)Kagehiro & Laufer, supra note 28, at 199.

(註三一)C. E. Kimble, supra note 22, at 167-69.

(註三二)Kagehiro & Laufer, supra note 27, at 204.

(註三三)E.g., Butler v. Commonwealth, 536 S.W. 2d 139 (Sup. Ct. Ky. 1976);
State v. Sorenson, 590 P. 2d 136 (Sup. Ct. Mont. 1979).

(註三四)E.g., United States v. Buettner-Janusch, 646 F. 2d 759(2d Cir.), cert.
denied, 454 U.S. 830 (1981).

(註三五)See Kagehiro & Taylor, Exploring the Fourth Amendment: Searches Based
on Consent, in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Law 21,30 (D. K. Kagehiro & W. S.
Laufer eds. 1992).

(註三六)Id.

(註三七)Id. at 31.

(註三八)Loewy, The Fourth Amendment as a Device for Protecting the Innocent,
81 Michigan Law Review 1229 (1983).

(註三九)參見 蘇永欽,「司法改革須跳出專業主義窠臼」,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一
月五日,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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