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結論】

劉宏恩,台大法律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



第五章 結 論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psychology and law research)此一科際整合領域,近年來在英
美法(尤其是美國法)上有十分蓬勃的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固係由於心理學本身的理
論與方法已日益紮實、獲得肯定;另一方面,法學界也體認到:僅以實定法為研究對象的
傳統法學方法,太過偏重規條導向(rule-oriented)的思考模式與邏輯一致性,有可能忽
略現實上適用法律制度的「人」,及其需求的差異性與現實社會環境。法律乃人類社會目
的性的產物,倘若吾人將法律理解為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手段(註一),其
目的是希望藉以規整成員行為、維持社會秩序;心理學既然屬於一門以研究「人類行為及
認知」為目的之學科,則法律的制定、理解和評估修訂自然應考量心理學上的理論和實證
研究的成果。如此才能使法律不致與社會中的「人」脫節,成為閉門造車的產物,而使法
律能確實發揮預設的效用。心理學與法律研究的整合,從此觀點言之,實屬相當自然、而
且十分必要。

具體而言,首先就司法實務上觀之,法院做成判決時,必定先有若干形成判決內容的邏輯
上前提假設(assumption),此等前提假設往往屬於法律事實(legal fact)的範疇。法院的
判決中雖然可能包含一些價值判斷,但也是要先認定事實基礎後,才接著對其做出評價。
這些事實基礎或前提假設往往涉及人類行為、意向或心智活動,正是心理學家研究的素材
。在美國,許多心理學家或獨自、或與法律學者合作,針對若干判決之形成前提與預設,
進行科學實證的研究,而其成果也有部分為法院所接納。就憲法案件而言,美國法律學者
大致都同意: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其若干考量須與公眾的觀點及社會一般的理解一致
。聯邦最高法院也曾多次表示相同見解;亦即,社會之認知與態度在憲法問題的司法審查
上,的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聯邦最高法院也曾斟酌實證研究的證據,做為判定社會的
認知及態度為何之依據。本論文第二章即選取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同意搜索」
(consent search)之問題為對象,以美國法律心理學家就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關於隱私權
和政府搜索之社會認知與態度之實驗研究成果,針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Matlock(1974)等判決中之預設前提,進行檢討。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針對政府搜
索人民住宅之行動,規定須有搜索票,此規定對一般人民之隱私利益可提供相當之保護;
然而,此等保護卻會因當事人之同意搜索、甚至第三人(同居室友或家人)之同意搜索而
被拋棄。因此「同意」之要件、內容及性質為何,對人權保障具有十分重要之意義。美國
法律心理學家因此乃以法院形成判決之若干前提假設為分析對象,針對「自由意願與同意
之範圍」、「共用權」、「預設風險理論」、「有權同意之第三人」等法律上概念做實證
研究;結果發現法院在上述概念中對社會一般人觀念的認知有所偏誤。法院「以為」社會
一般人在此等問題上會如是想,並以之做為判決基礎,但研究結果卻發現:法院所「以為
」的若和社會一般人所真正認知的做比較,法院對「同意」與「共用權」的認定偏於形式
,忽略實質上的強制及人際關係間的複雜心理機制;法院引以為判決基礎之「預設風險理
論」恰與社會現實完全相反;法院對有權同意之第三人亦做了過寬的認定。簡言之,法律
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顯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公眾觀點及社會認知的判斷有誤,因此做出
對一般人民隱私權之保護較為不利之認定,應予檢討。

相對於此,我國司法實務上,亦充斥著多不勝數的判決,其中法官引社會一般人的認知與
行為模式為判決基礎,但完全只是建基於個人的直覺常識上。許多名詞像「社會一般觀念
」、「社會通念」在幾十年來的判決文中使用頻繁,絕大部分卻未經任何事實上的調查,
幾乎等於只是法官閉門造車、自己想當然耳下的產物。社會大眾對於某個問題或事物的認
知(cognition)、觀念或態度(attitude),是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中長期以來的重要研究
課題。社會心理學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採取各種實證、調查的研究方法,尚不敢自稱
得出確切的結論;而坐在法庭內、所受教育及生活方式與一般大眾未必屬於同一階層的法
官,何以獨能在重要爭點上,往往以一句「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念上皆如此如此」輕易
做出影響人民權益的重大決定?令人不禁懷疑:法官所引的,究竟是社會大眾對某事物的
觀念,還是法官所「直覺想像」的社會觀念;或者,在很多時候根本是隱藏著法官自己的
觀念?法官對於「社會一般觀念」、「社會通念」的引用,難道無須任何舉證或推論?又
不同法官或不同審級對於「社會一般觀念」或「社會通念」的認定不同,到底是「法官」
之間的觀點不同,還是「社會一般觀念」竟會隨著承辦法官不同而更易?「社會一般觀念
」,難道可以藉由法官座談或決議來加以「統一確定」?以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一項第十
款「因犯不名譽之罪被處徒刑」之裁判離婚事由為例,我國實務對於所謂「不名譽之罪」,
認為係指「社會一般觀念皆認為不名譽之犯罪」而言(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七○
一號判例);基於此,實務認為竊盜罪、侵佔罪、偽造文書罪乃屬「社會一般觀念皆認為
不名譽」,而傷害罪、妨害自由罪則不屬「社會一般觀念皆認為不名譽」(註二),其判
斷基礎何在?令人難以想像。如此,不但對於法院判決的公信力與正確性大有損傷,另一
方面,對於人民的權利亦將難以確保。美國心理學與法律研究針對類似現象之檢討,十分
值得吾人參考。

再就具體的法律政策或立法政策之觀點言之,吾國民法親屬編目前即將面臨重大變革。其
中關於離婚後子女監護人酌定等相關問題,刻在立法院審議之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之相關
條文,顯然係採取世界各主要國家共通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則」(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做為最高指導原則。適用此原則時,各國法院普遍都有大量要求心理學或社會
工作專業人員提供協助,針對個案(包括離婚雙方當事人、每一子女)予以評估或診斷的
情形,以求了解何種監護安排對子女的身心發展及成長最為有利。事實上,兒童的成長與
發展及其與雙親、家庭的互動關係,原本就是心理學理論及研究十分重要的部分。發展心
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便是以研究個體(individual)行為的發展現象,解釋
與說明發展現象,進而預測與控制個體行為發展的一門學科,其中特別以兒童或青少年的
身心發展為研究對象者,便稱為兒童心理學(child psychology)或青少年心理學
(psychology of adolsecence)。不過在探討或評估父母離婚後的「子女最佳利益」時,
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不僅止於兒童心理學或青少年心理學的部分,因為還涉及了父母的心理、
角色、功能以及家庭變故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所以除了前面所曾提到的心理學家、社工人
員外,精神醫師、臨床心理師....等心理健康專業人員(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都有可能成為監護案件中的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正值我國民法相關條文即將參酌
外國立法例與世界潮流,從「父權優先」修改為「考量子女最佳利益」之際,各國法律學
說與實務上此等類似經驗,以及法律心理學的理論與研究在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應具
有十分重要的討論及參考價值。此外,本論文並於第三章中檢討我國現行法規定,發現其
有不重視子女利益、對兩願離婚與判決離婚予以不合理之區別對待、採父權優先原則明顯
違反男女平等...數項嚴重缺失。而實務見解方面,本章依立意取樣,逐本檢閱民國七十
九年七月至八十四年六月共計七所各級法院之民事裁判書彙編,針對具體判決事實及理由
加以評析,試圖初步檢討我國法院於處理離婚後子女監護事件時之態度或偏見。結果發現:
法院大多十分消極保守,不願對子女利益多做考量,即使少數有對子女利益做考量的案例,
大部分亦僅審酌少數因素、調查並不深入;許多案例甚至明顯含有積極維護父權優先,比
成文法規定更為保守的偏見。大致而言,在子女監護事件上,我國司法者不但沒有發揮司
法造法、調和補充成文法缺失之功能,反而有司法者比立法者更落後之現象。此點,吾人
如觀察兒童福利法第四十一條通過多年後的若干法院判決,即十分清楚明瞭。

現代親子法應將「子女最佳利益」置於「父母在法律上的權利」之上,使監護事件的焦點
從「誰『有權』擔任監護」轉變成「由誰擔任監護『對子女最為有利』」。目前立法院對
於民法親屬編的修法方向,完全符合此項精神,且對現行法關於「會面交往權」及「扶養
義務」等問題的疏漏加以補全,值得肯定。惟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條文,其對於法
院考量子女最佳利益時應審酌之具體因素,列舉事由似有不足;且專業人員參予協助判斷
之範圍,縮限過窄;又「共同監護」之引進,應注意確保子女最佳利益。凡此均為本論文
所提出之檢討意見與建議。

婚姻暴力犯罪及受虐婦女殺夫的問題,近年來已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本論文第四章
試圖從心理學、被害者學及法律學整合的角度,進一步討論國內外有關婚姻暴力加害者與
被害者之學說與實務研究。研究發現:婚姻暴力犯罪具有與一般暴力犯罪十分不同的特性
與模式。婚姻暴力均係於情感及空間上極為親密之配偶關係間發生,而且通常一旦發生就
會重覆出現,形成一種長期持續的模式;使被害者出現「創傷情結」、「習得的無助感」
等特殊的心理反應,而影響其認知及行為之能力。再加上社會、文化、法律制度等結構性
的因素,使被害者更不易脫離與加害者之關係,此點與一般偶發於陌生人間之暴力犯罪,
並不相同。社會一般及相關專業人員基於傳統對婦女角色之刻板印象,且對前述特殊性欠
缺暸解,常形成有如「責怪被害者」之態度,進一步對被害者產生被害者學上所稱之「第
二次被害者化」,甚至「第三次被害者化」之情形。另一方面,為求對於台灣司法實務上
處理婚姻暴力問題之態度有所了解,本章亦以本論文研究範圍內之七所各級法院民/刑事
裁判書彙編資料為對象,研究台灣受虐婦女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由訴請離婚時之司法
實務見解。研究發現:國內司法實務於處理婚姻暴力問題之態度上,會以當事人之社會地
位、教育程度為依據做差別待遇,似有違平等原則。實務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認定,
極為嚴苛,甚至有要求必須達「腦震盪」、「重傷」之程度者,使受虐婦女欲以此事由訴
請離婚極為不易。許多判決竟仍有類似舊律例「夫權」之觀念,認為夫因妻之意見不同、
爭執或行為不檢,當然可對妻加以毆打而不會構成「不堪同居之虐待」。上述見解,明顯
違反人性尊嚴之保護與平等原則,實應儘速改正。

此外,本論文第四章亦針對婚姻暴力受虐婦女殺害其配偶之案件,做進一步之探討,並研
究此等婦女在刑法上可能引起爭議之責任能力與違法性問題。美國法上對於此等問題之處
理,心理學家及心理學理論介入頗深,「受虐婦女徵候群」(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之專家證詞(expert testimony)便完全是以心理學做為立論基礎;而對於受虐
婦女殺夫的責任能力與違法性問題,美國法也有迥異於台灣法院及法律學者的思考面向及
邏輯,甚值參考。本論文第四章因此對美國法律學說與實務界處理此等問題之理論與現況,
加以詳細介紹。其後,本論文以鄧如雯案之判決為例,檢討國內實務對於此等問題之見解。
本論文發現:國內實務界仍欠缺對於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之認識,以致仍以法律
本位主義和處理一般暴力案件之態度,處理關於婚姻暴力之案件。法院於裁判時,忽略考
量社會結構、制度面上受虐婦女欠缺求助管道之事實,亦忽略受虐婦女在體力上、經濟上、
法律上現實的弱勢地位,以致認為受虐婦女並無殺害其配偶之「必要」,不得阻卻違法或
阻卻責任。另一方面,現行實務對於精神障礙者責任能力之認定,有甚多根本違反罪責原
理之見解;而且,對於「正當防衛」之要件「『現在』不法之侵害」的解釋,顯然忽略防
衛者處於絕對劣勢的情形,不能反應受虐婦女之特殊處境與經驗。凡此,本論文亦皆提出
檢討與建議。

心理學取向的法律研究,乃是強調對於「人」之研究更甚於對「法條」之研究,重視「事
實」更甚於「邏輯推演」的研究取向;而其中關於「人」或「事實」的部分,則大量引用
心理學之理論或方法加以檢證、詮釋。法官之判決行為、判決態度固然屬之,即當事人或
社會大眾之需要、經驗與遭遇亦同樣屬之,若從法律政策之角度觀之,將其納入考量乃立
法目的獲得實現不可或缺之要素。本論文雖係採取問題導向(issue-oriented)的寫作方式,
分別選取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同意搜索」之問題、離婚後子女監護人酌定之問題、
婚姻暴力犯罪及受虐婦女殺夫之責任能力與違法性問題加以深入探討;各章之間看似獨立,
但卻是由此等以「人」與「事實」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加以貫穿連結。限於篇幅及能力,
本論文雖然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心理學與法律整合理論,但確已嘗試針對上述三主題以「
心理學與法律研究」之角度,加以切入。同時,本論文也強調:單從成文法的條文去做概
念分析,未必是有很大意義的。因為當成文法的規定落後保守時,司法實務有可能墨守成
規,也有可能試圖發揮司法造法之功能、彈性解釋條文文義以追求公平正義,甚至還有可
能比立法者更保守、劃地自限做出不合立法目的之解釋;同樣的,當成文法變革時,司法
者也有可能跟不上立法者的腳步、仍然因循舊制,甚至有違法裁判的情形。從本論文之觀
點言,這些實務見解的內容,才是在具體案件中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的因素;對之加以
研究批判,毋寧比單單從事法條的分析及學理介紹更有意義。因此,本論文一再提出「實
務見解為具體案例中影響當事人權益之直接因素」、「事實探討重於法條抽象演繹」的思
考,希望能稍稍掙脫傳統法學研究方法之束縛,徐圖在法律學術領域中從事一項新的探索
與開墾,以求貢獻棉薄之力。




(註一)See generally School of Justice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Justice, Law, and Social Control 7-8 (1990).

(註二)見 最高法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三一四二號判例、三十三年上字第五七四九號判例、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七○一號判例、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二六八五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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